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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华作协举办文学交流会
华族文化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何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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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主席袁霓向锡江《人民指南报》副刊编辑邱岚(右)赠送《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文诗集。

印华作协2006年3月11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在雅加达旗杆街(Tiang Bendera)本会所举办“印华文学交流座谈会”,特别邀请雅加达《共和报》(Republika)副刊编辑阿赫玛敦(Ahmadun Yosi Herfanda)、印度尼西亚著名女诗人蒂雅(Diah Hadaning)和锡江《人民指南报》(Pedoman Rakyat)副刊编辑邱岚(A. Juran),向文友们讲解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与诗歌的发展,与会者除了印华作协与属下文学爱好者俱乐部成员之外,还有《和谐》(Sinergi)杂志、印度尼西亚文学社(KSI)和印度尼西亚大学(UI)汉语系等友族文友,全部来宾近60人。

印华作协交流部理事陈冬龙,与精通印度尼西亚文的副秘书长松华主持这项座谈会;主席袁霓和副主席广月,《印华文友》主编莎萍,文学爱好者俱乐部辅导许鸿刚,联通书局东翁杨兆骥,以及资深作家白放情、白羽等皆有出席。

阿赫玛敦主讲《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最近的倾向》。他说,根据具权威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推论,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主要是在三十年代才开始形成,以卡沁(Muhammad Kasim)和苏曼(Suman HS)的作品成为代表,接着才逐渐发展起来;而在十四世纪已经出现的写实记载,不能列为短篇小说,应该是属于简短史记。

阿赫玛敦说,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发展非常快,如今较为盛行的有写实派、抒情派、诗情派、象征派等。他举例象征派的写作技巧是利用一些特殊现象,讽刺或揭露社会上的现象;例如有人描写一位高傲者是颈项有毛病的人,每当讲话、吃喝和走路等活动,脸部总是向上望天,不用正眼看人,因此经常碰撞东西,闹出笑话。

他说,现代的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作家很少局限于一种写法的。有时写实,有时抒情,有时写象征文体,有时也会现实与幻想混合在一起,没有固定在一种形式。

《人民指南报》是1947年开始发行的锡江著名报刊,但其副刊编邱岚却还属壮年,他为文友们朗诵印度尼西亚诗歌,感情非常投入,受到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蒂雅讲词的主题是《通过浏览印度尼西亚诗坛可洞悉诗人及其作品》。她说,真正的印度尼西亚文诗歌出现于1928年青年宣誓节,当时的代表有玛拉鲁斯利(Marah Roesli)和阿杜穆伊斯(Abdoel Moeis);在此之前的诗歌因为马来语与米囊卡保语(Minangkabau)的成分过重,因此不能归纳为印度尼西亚诗歌。

蒂雅说,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后,印度尼西亚诗坛出现了大革新,风格从柔和平淡变为激发感情、令人向往进步,其中以蔡瑞安瓦(Chairil Anwar)最为突出。她还当场朗诵一首蔡瑞安瓦的名著《我》(Aku),令文友们听得全神贯注,但当她最后一句“我还要再活一千年!”掷地有声,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她说,后来在六十年代出现过“66年届”诗派,接着是“70年届”和“80年届”诗派;1998年,印度尼西亚政局发生极大的变化,印度尼西亚诗坛也出现了革新,其风格也可说是“百花齐放”,称之为“新纪元”诗派,也称为“先进时代”诗派。

蒂雅引述法国史籍的记载,华族写的印度尼西亚文(马来文)诗歌已经在1860年至1870年多次出现。但她说,在印度尼西亚公认的是始自1903年直至1940年华族印度尼西亚文诗文创作显得很活跃,这些事实都证明华族文化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的关系渊源流长,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

但是,1965年“新秩序”政府执政之后,华族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在内,因受到不可理喻的封杀,全都陷于低迷状态;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华族诗人才开始勤于用印度尼西亚文写诗歌,印华作协还出版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文诗集,印度尼西亚进入改革之后,华族的文化活动更有蓬勃的发展。

Perhimpunan Penulis Tionghoa Indonesia (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