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中心移址印尼大学
研究中国成功之道 搭顺风列车推动印尼建设
高薄云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维博沃
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伊维博沃(I Wibobo)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具有研究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择其善而从之”推广予印尼学术界,从而达到“向中国学习”的使命。
伊维博沃在1952年出生于中爪哇省梭罗,他不仅是天主教神父,同时也在印尼大学汉学院担任教授。他在今年1月12日(星期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成立“中国研究中心”的缘由应追溯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成立中国研究中心缘由
他当时经常从报章、电台、电视等视听媒体,以及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知述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尤其他在“印尼耶稣会”数次研讨会上,受领导层郑重嘱咐委托,必须好好研究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与动向。他本身也觉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能“三起三落”;能从资本主义“择善而从之”,能学习别人,甚至是“敌方”的优点,适当采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措施,他有一种预感:中国日后必然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变化。
中国在1978年开始开始掀起大改革,争取在20世纪末期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科技现代化;到了1979年12月6日,第三次执掌最高领导权的中国领袖邓小平,把目标提高为争取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千美元,实现小康水平。事实上,亚洲在1998年发生的经济金融风暴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大迈步前进,每年起码都有两个位数增长率。
伊维博沃向记者表示,如今中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方面皆有惊人的突飞猛进,而这个国家仍旧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种“中国现象”令许多国际观察家茫然不解;但如果我们能破析其中道理,也跟着适当的运用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印尼便可乘搭中国经济顺风列车,达到繁荣富强的最终目的。
这位自小受到印尼天主教扶助学成的华族后裔,主动联络他在大学时代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Natalia、Tino等印尼大学校友经过数次的会议之后,终于在1981年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当时会所设于Warung Buncit区。
赴中国实地求学研究
为了能更齐全完善的接受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伊维博沃曾于1992年前往中国游历一年多的时间,并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此后,尤其在印尼进入改革时期之后,他也经常到中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区观光和参加各种活动。他也曾在英国伦敦Soas大学哲学系深造,并在美国、德国、新加坡、中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发表演说。
1998年5月中旬爆发的“黑色五月暴乱”,强烈刺伤了每一个具有正义感人士的心,伊维博沃和“中国研究中心”同仁也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在媒体报章写文章强烈谴责心怀叵测者枪击大学生、轮奸华妇、掠夺烧杀无辜者,这种践踏基本人权、败坏印尼民族声誉的行为。
此后,“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伊维博沃等人经常在媒体报章,以及印尼科学研究中心(LIPI)、印尼工商会馆(KADIN)和国家部门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座谈会上大声疾呼,印尼是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华族也是印尼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必须获得其他兄弟民族同等的权益和责任。
探讨成功之道的圆桌会议
伊维博沃通过这些活动,更加熟悉了印尼华族著名企业家汪友山、潘万鑫、Utama Kayo等人,他从这些社会贤达获得不少有关印尼华人的重要资料。并且,他们基于“向中国学习”的共识,大家约定每个月一次召开“圆桌会议”,每半年一次举行公开座谈会。
所谓圆桌会议,这是学术研究的讨论会,与会者其中有大学生、教授、记者、经济或政治观察家等,人数不多,但每次都有15人参加。他们事先草拟一份内容充实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现时在经济、网络、石油、肃贪、户口等方面的措施和影响,国内的议题是探讨印尼华人在1998年之后的活动和变化。
这种学术讨论会,采用大学论文考试的方式,力求每一篇论文都有特定的分析价值,经过“中国研究中心”编辑部再次鉴定之后,收集出版成书。
伊维博沃说,目前已出版四部书,即为讲述中国大陆和印尼华人各两部书。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如今大约有2亿农村人民要迁移到城市,因此中国政府实施的户口纲领非常重要,他们能把北京、上海、广州等原来的大城市管理得有条不紊,也将南宁、东莞、大庆等新兴城市处理得繁荣辉煌;而雅加达作为印尼的首都,城市规划却没有真正落实,这一点就证明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
去年12月,“中国研究中心”与印尼大学取得良好的合作,其中是把会所迁移至印尼大学德博(Depok)校府汉语学院第8大厦2楼办事处。“中国研究中心”还特别为准备前往中国负笈求学的人士设立讲习班,简略介绍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况,参与者并不限于印尼大学的学员。
伊维博沃表示,“中国研究中心”欢迎社会大众前来联系或提供意见,或能通过网址:www.studi-cina.org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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