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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爱心如春风
——赴广州治病琐记

赖仕鉴

2000年5月初,医生宣布我左肺长了4×4的肿瘤,可能这是早期的癌症,同时还加上患有血压高、胃溃疡、血糖偏高、前列腺肥大、心脏变厚……还说,肺部的肿瘤绝不能拖,十月份前就必须治疗,不然……

一个年逾花甲者,一个整年整月埋头于打字、看书、写作者,乍闻癌魔竟然悄悄“亲近”我,而且在开始蚕食我的生命,这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笔者并没因此而惊慌失措!

一部运转了六十多年的老机器,出了一点故障,自是不足为怪;勿须大事张扬,惊动亲友;惟内人才莲却认为必须与亲友谈谈,以寻得更好的医生和治疗法。就这样笔者身罹顽疾的消息惊动了大家。

一个坚强的人,面对疾病之“光顾”可以泰然处之,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积极战胜它,但面对威胁生命的癌症,却也往往有挥之不去和无可奈何的心理阴影。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一偶,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想到生命的短暂,想到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孤独、寂寞、无助、悲哀……之消极感觉就会困扰着自己,使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陷入痛苦和精神崩溃的深渊!

是集体的爱拯救了我,是你们的无数双手把阵阵温暖注入了我的血夜,亲情、友情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将我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

笔者曾服食“老鼠芋”(KELADI TIKUS)和其它配套的治癌传统草药;随后又服食了30多包由某大夫所开的治癌中药。该药每天服食一帖,服后即肚痛腹泻七、八次,痛得冷汗直流;大夫云,这是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癌细胞)清除出去,使肺瘤慢慢缩小,但“事与愿违”,30多天吃尽苦头,辛辛苦苦排泄,却没有效果——后来照的X光照片证明,肺瘤不但未缩小,反而长得更大。花费金钱服食不对症的药,即使大夫完全抱着“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菩萨心肠,无奈不能“妙手回春”,反使病情恶化,真乃令人啼笑皆非!

接着又有人介绍笔者服食NONI果(此间称之BUAH CENGKUDU者也);棉兰马达山出产的“石上柏”;自然也还有人介绍蒙古出产的什么果啦,美国的鲨鱼骨粉和其它抗癌药等等,还有人说喝尿可治癌,而且证据确凿,不由你不信矣!可惜,我辜负了朋友们的一片好心,我不想“急病乱投医”,把病体当实验品,拖延了治疗时间。癌症拖到晚期,岂不药石罔效,呜呼哀哉?

这样拖了三个月,关于笔者染疾的消息,已在华中校友和印华文友中“传播”得沸沸扬扬,我不急朋友们却为我急,大家纷纷劝我出国治疗,同时也自动自发地纷纷发动捐款,欲助我赶快寻找良医就治,以免“夜长梦多”,病情急转直下而“返魂乏术”矣!

叶维汉、洪德本、林炳辉等学长都代我出主意,希望我到广州去治疗,而华中65届校友张南山同学,他一听到我患上肺瘤,即刻火烧屁股似的催我:“赖老师,不要再吃什么中药了,不要再拖了,我劝你立刻去广州肿瘤医院去动手术!拖延下去,只有浪费时间,使病情更糟!”

郑春盛文友大兄说,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也没有权利轻言放弃;叶维汉校友说,你要时时记住,你的生命并非属于你个人的。这些话无疑是暮鼓晨钟,令我不能不重新省思: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和周围的人息息相关,如果在这大时代的合唱中也有我的歌声,虽然这声音是那么细微,它是否也显示了一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呢?我难道愿意让命运摆布、被病魔击倒?

校友们、文友们纷纷来探望、鼓励,旅港华中校友会寄来了传真慰问函、校友们打来问候电,鼓励我即刻赴广州治疗,并谓到广州后会联系广州校友,叫他们接待、照顾;椰城、万隆、棉兰、泗水等地的文友也纷纷联袂探访或来电、来函表示慰问和鼓励。你们的关怀,你们的爱护,你们的真诚热情鼓励,你们一声声的祝福,一句句的“保重”,无数强有力的温暖的援手伸向我,一股股热流注满我全身,我沐浴在友情的暖风里,沉浸在你们用爱心汇成的海洋里!

感谢许许多多的华中校友和印华文友、以及我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及热心的社会人士给了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两张飞机票是某杂志社社长和其老友银行家黄先生赠送的;携带着一笔捐款(那是多少颗热腾腾的爱心呀),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我和内人由张南山校友带领(他刚好有事到广州),终于在今年八月廿日由雅加达乘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机直飞广州。此行并非抱着“视死如归”“壮士一去不复返”悲壮之情怀,却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奔赴生死搏斗之战场,不然,怎能有颜回来拜谢爱我助我之“江东父老”?

一下机就看到广州暨南大学的黄昆章教授偕其夫人阮秀兰学姐、蔡传生和林湘校友来接机;然后由蔡、林两位校友把我们直送至“富康休闲招待所”。休息一下,张、蔡和林三位校友去看望广州肿瘤医院杨乃普院长(之前张校友曾于趁其赴广州之便将我的肺瘤照片给杨院长看过,杨院长提议赶快动手术,并谓不能拖延)。下午约六时,他们带杨院长来看我,当杨院长与我谈话后,发现我说话的声音已变调——尖细、沙哑难听,就叫我在房里休息;杨院长则与内人及南山、传生等校友到外面商谈治疗办法。过后内人告诉我,杨院长认为肺瘤已影响到声带,不宜开刀,怕扩散或转移,危险性高,须改为“介入”治疗,若不及时治疗,只有半年的寿命。杨院长认为不宜动手术,也考虑到我的年龄问题,又患有其它疾病,怕身体受不了。

于是,第二天(21/8)他就亲自把我送到位于中山二路的广州军区医院,介绍给该院肿瘤科的宋建国主任。宋主任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年龄不到四十岁,掌握了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治愈了大量中外肿瘤(癌症)病人。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我们刚入院的病人一见如故,非常亲切。据云,该院拥有国内顶尖介入治疗人才及临床经验丰富的肿瘤内外科专家教授,以非手术方法为主治疗全身各部位恶性肿瘤,尤其是对中、晚期的乳腺、肺癌、肾癌、肠道恶性肿瘤、妇科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等具有先进、独特的治疗手段。中药动脉灌注治疗各类型脑肿瘤、效果理想。治潦时间短、副作用小、适应较广泛,对合并胸、腹水的患者有理想的治疗方案。——恕笔者孤陋寡闻,对这种所谓“介入”治疗法,才初次听到,是否真有疗效?心中是不无疑虑的。

然则,既已迢迢千里来到广州,也只好安心地住进医院,同时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给这位年轻的宋主任。

8月22日,中午三时作第一次介入治疗。我躺在手术床上,下半身麻醉。宋主任亲自动手,他在我右大腿内侧近腹股沟处钻一个洞,沿静脉血管插入细小的导管直至病灶处(肺瘤所在处),然后注入治癌药水,目的是杀死肿瘤细胞,将其包围,使其逐渐缩小。其时左胸部感觉剧痛,右胸无病处也有一些疼痛。约半个多小时,“手术”完毕。抬回病房时,两脚不许活动,直到六个钟头后才可稍为移动。期间除胸部作痛,胸腹翻滚,好几次感觉恶心欲呕,头晕头痛难忍,呼吸困难,医生叫护士给我装上氧气筒以助呼吸。这一晚相当难过。接着9月13日作第二次介入治疗,这次没有那么辛苦,只是些微疼痛。

宋主任告诉我,作了二次介入治疗后,尚须作“光子刀”放疗,以全面杀死癌细胞,巩固疗效,以防复发。因我住的军区医院没有“光子刀”放疗的仪器设备,九月廿一日,宋主任亲自送我去南方医院作“光子刀”扫瞄和做定位模型(病人躺在垫上塑料的床上,四肢放在身体两旁,全身挺直,把人体在塑料上制成模型),以便以后作光子刀放疗用。据云,光子刀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约70%以上的肿瘤患者需要放射治疗。主体定向适形放疗(STREOTACTIC CONFORMAL RADIOTHERAPY)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它通过共面或非共面多野或多弧照射,使放射高剂量分布区在三维方向上与肿瘤靶区高度一致,从而使肿瘤靶区受到高剂量照射的同时,周围正常组织得到保护,大大减少了正常组织的放射损伤,并为增加肿瘤放射剂量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加大分次剂量以缩短疗程奠定了放射物理学基础。立体定向适形放疗技术,因其用光子射线杀灭肿瘤同时保护了周围正常组织,好似手术切除肿瘤一样,故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光子刀”。

这光子刀放疗隔天做一次,共做了十二次;收费相当高(四万五千人民币)且须放疗前一次性还清,不得拖延或摊还。我因带的钱不够,由宋主任代我先还清。在现今之社会里,一切以金钱挂帅,哪个医生能有这样的好心、善心?由此可见宋主任之为人。

自入院后,每天都打吊针,有时七八瓶,有时五六瓶,最少时三四瓶;整天打针,也很心烦,好在入院后差不多每天都有校友或朋友们等来探望;病房变成了久别重逢的校友们谈天说地之处,热闹异常,成了另一种小小聚会之场所,令医生和护士们都啧啧称奇!每一个来探访的校友们、朋友们都对我患病住院,却看不出病态,而感奇怪又欣慰。一个人面对令人谈之色变的顽疾,尚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且谈笑自如,将疾病置之度外,应该说这也是战胜病魔的重要心理因素。自然,这些都是因为校友、文友和周围亲友们的关怀,给我援手,给我温暖,给我极大的精神力量,使我能充满信心,一定要击退病魔,还我健康。

我抱病来到这方块文化的发源地,当医生们和护士们获知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曾在华校执教,并醉心于爬格子,是一个文化教育工作者(其实笔者自知只是滥竽充数者而已),他们都对我“另眼相看”,每天都是“赖老师长、赖老师短”地嘘寒问暖,分外照顾,令我既感动又汗颜;也令人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安慰——我曾经因此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满眶热泪!在那30多年的漫漫长夜里,许许多多始终不渝走着同一条道路的朋友们,听到如此之情景,能不有所感触吗?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崎岖而又孤独、寂寞的,也从来没有鲜花和掌声,却始终无怨无悔!

主治医生宋建国主任对30多年来华文受到禁锢的印度尼西亚,尚有许多对方块字如此执的华文文化工作者,实感意外和敬佩。他对其属下五个会诊医生说:“我们要把赖老师当重点病号来保护,一定要把他的病治好。”他又说:“你这个病人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你,如果我不能把你的病治好,怎么向那些关心你的校友和朋友们交代呢?”在此,我得深深感谢所有关爱我的校友们、朋友们。在广州军区医院治病期间,来探望我的有许多是白发苍苍年逾花甲或年逾古稀的校友,其中有广州市前粮食局局长曾令仪、气象站站长萧凯书,还有黄昆章、黄元焕、方惠堂等教授、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侨联会名誉主席司徒戎生先生(巴中49届)等;而香港来的校友如李其健、梁俊祥、黄昆民、苏莉(映琴)、陈仕平、陈宁香、林丽娟、林洛川、廖子文(隆远)等等也都是校友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理事;同时,从印度尼西亚来中国旅游的校友如杨兆骥、黄世磐、吴老大(对79岁的吴有辉大哥的昵称)、张丽娇等等,都不忘来病房慰问、祝福。还有陈尘林、丘燕昌、曾秀兰、黄招英、梁小贞、沈欢英、李凤招、陈清洋、谢九妹偕夫婿、郑春盛夫人胡杏薇女士、厦门来的舍妹华美、妹婿马元克、林永在、经常炖煮补药给我服食的阮秀兰和胡以侣校友等等;他们还想办法找到宋主任或其它医生了解我的病况,以便向其它校友们交待;他们都带来校友们的捐款和热诚的问候,并劝我安心治病,不必为庞大的医药费问题烦恼;林炳辉、叶维汉等校友打长途电话诸多关心慰问;印华作协财政雯飞文友几次由印度尼西亚打电话问候,并托张南山校友带来印华文友的捐款;印大汉语教授、努山打拉文化基金会主席徐敬能老师赴广州参加海外华文教育会议,特地在百忙中来探访、向医生了解我的病况,并陪同我去南方医院做光子刀放疗,他说:“在广州你没亲人,我就是你的亲人!”;巴中校友、北京作家章萍萍文友来电致候,声声祝福和鼓励;我40年前的老师蔡仁龙教授从厦门来信慰问、送书又寄款;祖国文艺协会主席余麦风老师赴广州参加“广交会”时抽空打电话问候;沈慧争学长几次通过电子邮件托黄昆章校友向我致候和勉励要好好战胜病魔……这些真诚的关怀、崇高的校友情和文友情往往使我感动得眼眶发湿、热泪滚滚而下!笔者何德何能,竟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厚爱,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或者在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确实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所谓“缘分”?

住院期间,蔡传生校友差不多隔天来访,关心犹如手足,令我深深感动;广州和香港校友探病时经常带来各种报纸、书刊;而香港作家东瑞兄、阮衍竟兄和廖苾梅兄等也极关心地来函来电致候并寄来一些书和杂志……。热闹的病房和丰富的精神食粮使我浑忘了自己是正在和病魔斗争的病人!而令人意外和敬佩的是这里的医生们也爱好文学,尤其几个女医生常在有空时借我的文艺书,医生能有这种爱好是很难得的。相同的爱好,已使我们彼此之间更加融洽,他(她)们说: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们之间早已产生了感情!当我将要离开医院与他(她)们分手时,真有依依不舍之感哩!难道说,这又是一种人生旅途中可遇不可求的奇妙缘分吗?

宋主任是一个好医生。他不但医术精湛,且具有高尚的医德。为人亲切和蔼,关心和乐于助人,我住院期间,宋主任两次被外国医院请去做手术,一次是到越南,另一次是到马来西亚;两次都是一回来(即使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就来到病房看我,了解我的病况。在现在的社会里,这样关心病人的医生,实属罕见;当他发现我的胸部X光照片里那肺肿瘤已消失,很高兴地拉我到办公室去看——治疗的成功,使他感觉完成一项任务的无比轻松和快乐。宋主任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爱心令我又一次深深感动!

十一月八日,我出院了。除了宋建国主任和张瑞华医生因有事未来送行,其它医治我的医生如李欣、邝宁娟、宋建鹏和鲁玉凤医生都来祝福我的康复,并帮忙把行李携至医院预备送我们到机场的车上,大家拍照留念,她们叮咛又叮咛,嘱咐我多多保重,依依不舍地握手惜别。宋建鹏医生还帮忙替我把行李带到机场,看着我们可以平安上机后,才与我们紧紧握别,听着他的句句叮咛,声声祝福,我禁不住双眼满含泪光!我和医生们之间已不是一般的关系,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建立了“战斗”的友谊!

笔者在军区医院一共住了79天。其中除了三次出外被校友请去“吃大餐”;每天都困在病房里。除了与吊针、书报为伍,校友们的经常来访是“强心剂”,为我解除了心灵的孤寂、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使我终于战胜了病魔!

这里值得一志的是:九月十八日午六时多,吴有辉学长与黄世盘学长在旅游中特地从杭州赶来广州,约了麦耀星(自称76岁半)学长、林秉焰学长、方惠堂教授、黄昆章教授和其商友台湾黄春长先生等,请我和内人去吃大餐,他们为我的逐渐康复感到高兴和表示热烈祝贺,他们频频干杯;吴老大谈笑间不时妙语如珠,和在座的“酒鬼”们兴高彩烈地斗酒、并举杯祝贺我早日康复出院,因医生告诫我,是晚我滴酒不沾,吴老大说回到印度尼西亚要罚我,一定要来寒舍再斗酒、庆贺。黄世盘更是喝得满脸通红、醉态可掬,口里还说:“我没有喝醉!”却不断到“一号”去“救火”,说是可以解醉,成了大家的“开心果”。这一餐饭直闹到九点多钟才尽欢而散。这是我住院后第一次到外面吃饭,却又是“大哥哥”们邀请和相陪,好大的“面子”啊,真让我开心极了!十一月一日,是我第二次出去吃饭。苏莉、陈宁香由香港来,除带来旅港校友的第二次捐款,并带来了许多吃的食物、水果、寒衣等等,还坚持一定要请我、内人和林湘出去吃饭。第三次是廖子文(隆远)和黄昆民、林洛川、陈仕平等四位校友由香港来,他们约十一点钟来,带来了许多礼物,又带了一对热心的65届校友伉俪送来的大红包,又是坚持要请我吃饭表示祝贺我康复。在病房里还未等我打完吊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而等到我打完吊针已是中午二时多了。廖、黄等同学盛意拳拳、情谊难却,他们还请了黄昆章学长、内人、林湘和蔡传生校友。为了在闹哄哄的餐厅里找一片“净土”、廖同学不惜花更多的钞票吩咐侍者要找个远离噪音之特别房,以便让我们多点时间细声细气地讲“悄悄话”,而不必大声说话、喊破喉咙。并且又特意点了佳肴供笔者享用,这种“体贴入微”之特别照顾,真令我受宠若惊!这一餐吃得好开心,大家边吃边谈笑,真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到底是来广州治病呢还是来观光游玩哩!

笔者这次能战胜病魔,除了自身的顽强意志,医生们的精心治疗和护士们的团结合作、关心爱护,主要也是校友们、文友们和亲友们的关怀和鼎力支援。是你们大家的爱心给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力量,是你们的爱心使我沐浴在友情的暖风里,是你们让我产生了与病魔顽强斗争的信心。没有集体的爱,人生将是一片空虚、悲凄;远离集体的个人,是孤寂的、脆弱的;而我们的生命也只有与集体的事业息息相关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11月8日笔者偕内人平安健康地回到印度尼西亚。不久,即收到广州肿瘤医院杨乃普院长的来信,很关心的询问我的病况,并希望我注意加强营养,巩固疗效;后来宋建国主任和杨院长还打来慰问电,宋主任又寄来传真函回答我的疑问;这样真诚的关怀,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人世间处处充满温情!我也在此深深地祝福他们,愿他们永远健康,愿他们的爱心永远给人间带来金色的阳光!

片片爱心如春风,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使我重燃生命之火。感谢你们集体的爱,感谢你们崇高的真诚无私的援手!是你们把我从死亡在线救了回来,是你们以“人溺己溺”伟大的无私的爱心救了我!

片片爱心如春风!你们的爱,是我生命的力量!我愿永远是你们队伍里的一员,在大时代的激流中携手并肩、风雨同舟、永不掉队!

Perhimpunan Penulis Tionghoa Indonesia (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