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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组团吊唁印华作家刘昶
曾与袁霓等共创努山达拉之光文化基金会

何华实


左起:万隆企业家许可加,黄月周中医师、李惠珠、李卓辉及刘昶家属。

刘昶,一位在印华文坛默默耕耘的辛勤劳动者,于2011年3月2日(星期三)因病与世长辞。印华作协主席袁霓周六偕同秘书长松华,以及主要理事雯飞、林秀、那善童与何华实专程前往万隆吊唁,并慰问其家属。较早时,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也赶到灵堂哀悼刘昶。

刘昶原名郑建辕,祖籍广东省梅县,于1946年生于印尼,自幼喜欢文学创作和阅读,早期经常投稿于《忠诚报》和《生活周刊》等报章、杂志,接着在90年代末期适应环境转至《印度尼西亚日报》副刊笔耕,也在《香港文学》《千岛》和《新加坡文艺》等国外文学刊物写稿。


右起:袁霓、雯飞和松华等在灵堂默哀。

2000年印尼进入民主改革之后,刘昶担任印尼国际日报驻万隆特约记者,他发出的最后一篇报道文章刊于2011年2月23日B6华社新闻版,以《万隆元宵节盛大神座龙狮队巡街》为题,副题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观赏元宵游行》作为头条新闻,因其报道有关万隆52年以来首次举办元宵节神座和龙狮队巡街活动,并言来自西爪和中爪的40多座神座、54间庙宇之20条神龙和72具瑞狮,由地方警署司令带着旌旗开路,超过两千人巡街了五六公里,大力推动万隆旅游业,让万隆成为多元文化城市,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刘昶(右五)2004年出席作协所主办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与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另有值得提起的是刘昶在1998年12月22日与袁霓、广月、马咏南、松华、雯飞、立锋(已故)和徐敬能(已故)等共15人共同创办努山达拉之光文化基金会。其实当时的政局还不明朗,仍然死一般的寂静,并且危机四伏,刘昶等15人却勇于迎接黎明,积极铺平印华文化发展的道路,而努山达拉之光文化基金会就是印华作协的前身。刘昶如此特大贡献,也获得文友们的尊敬和赞扬。

较早时,袁霓一行人也在万隆市探访病中的华教老师朱梦兰。朱老师自2000年在雅加达Trisakti大学附属的华文补习班授课,后因情况的需要前往巴淡执掌教鞭。朱梦兰老师在医疗期间,学生们的问候信纷至沓来,来信甚至多达一大箱,令她深深的感动和安慰。



刘昶印象

泗水:容子



刘昶(后排中)于2001年出席作协所主办文学座谈会。

刘昶走了!他是我的同行——我当过编辑他当过记者;在印华文坛上我们都偏爱散文——但是他的散文写得比我细腻和感人;连我们的性格也有点彷佛——不善人际,在公众场合里最好不要被拉出来讲话……然而,他只活到66岁,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能多活几年看看东方大国崛起的风采,看看那神州大地富国强兵的历史进程呢?至少也要见证那些霸权国家的没落!

刘昶走了!走得匆匆,几年前万隆文友来泗水时我就听说他有病,问过他三高(胆固醇高、血糖高和血压高)情况怎样,他未曾回答,反而关心起我的近况。刘昶有个习惯喜欢站在一旁带着微笑看着你,相信他也是这样一贯地看人群看社会,人群里有矛盾也有和谐,他哪会不知道?社会中有奸诈也有忠诚,他哪会不明白?透过眼帘透过眼镜,透过他的笔,“好事总是多过坏事,正气总是胜过邪气。”他会这样告诉你。

刘昶(左)于2007年12月初出席印华作协苏北分会成立仪式。

1999年,我和香港朋友编辑出版《千岛文艺丛刊》,文字较长的,除了选择我和阿蕉一同到东爪哇东部末端——华人咖啡园和华人渔民家庭采访,一同轮流执笔写下“我们的先辈是这样豪迈地走过来的”9篇报告文学(深圳作家吴俊辉2010年12月20日为此在耶城《国际日报》发表了很有见地评文:“不该被遗忘的一叶历史——重读容子、阿蕉的‘我们的先辈是这样豪迈地走过来的’”)。除此,也选择刊登了刘昶3篇流畅精采散文:“故乡的小竹桥”“竹笋”和“一串饭盒 一串乡情”。当时我写下这样的按语:“刘昶,原名郑建辕(男),祖籍广东梅县,1946年出生於印尼万隆。1965年毕业於华校高中,60年代作品发表於印尼多种报刊。其散文文字不浮夸,感情不虚假。故乡人,故乡事,信手拈来,就像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么清新,那么感人。读刘昶散文,好像每个字都会伸出头来向我们倾吐心语,好像由作者牵着我们的手,走过小竹桥,尝那又爽又滑的竹笋,一串饭盒,盛满乡情。而这些,不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情景吗?”

记得2001年我和郑春盛兄(可惜这位印华文坛热心和多面手也去世了!)从耶城坐火车到万隆,在李顺南兄招待的旅馆里,会见万隆十多位文友,其中刘昶依然胖胖的身体,依然静静的站在一旁,我和他互相点头笑笑,互相含着关切的眼光,我靠近他,问他:“生活可好?据泗水一夫水文友告诉我,你们曾一同在耶城进修印尼文。我代他向你问候!”刘昶听了笑得很开心。

我总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文友年纪应该跨越80,一定要能跨越80,但是事实却令人心酸,近年来单东区文友不到80岁(有的不到70)就已走了的,不下10位。像刘昶这样有成就的写作者,只66岁就已离开我们,虽说“他今生无悔无怨”,但如此英年早逝,我不禁凝望苍天要讨个公道。

今晨(3月7日)阅报刘昶文友去世,《国际日报》李卓辉总编亲赴万隆奔丧,慰问刘昶家属,印华作协袁霓主席亲自组团吊唁,文友团结,感人至深!於此,愿刘昶文友一路走好!



沉沉的哀念、幽幽的怀念

——痛失好友郑建辕

卜汝亮



刘昶(左三)于2004年4月参加作协所主办的苏北文学节。

我很幸运与郑建辕结缘,成为好朋友。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也是非常亲近的知心朋友。我们原没有什么交往,但是我们有远距离的相互对望,相互了解。后来因为对文学的同好,并在初识的交谈中,我们又有非常相近的思想和观点,我们就亲近起来,我弟弟的好朋友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我们俩还有不同领域与不同层面的交心。

我记得,当他已经是印华文学界叱咤风云的写作者时,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文学爱好者。就是他邀约我参加文学聚会,就是他和林志强老师催促我写作,引领我走进印华文学世界的。 开头他常要我对他的作品提意见,因为他的诚恳,我自然毫无顾忌提出我的看法。后来我开始写文学的东西,我也常常要求他提意见,我们就是这样成了文学朋友。十几年以来,我们共同在文学组织里共进退,结下更深的友谊。人心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是起伏的,社会千变万化,所以人生的道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朋友之间的友情常常掀起波澜。因为旁人有意无意的流言诽谤,因为误会的产生与个人认识的偏差或失误,我与他也有过不愉快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俩对对方的真诚、人品和素质有不可动摇的信任和赞赏,我们都克服了友谊道路上的障碍,我们还是相互安慰、相互支持和相互信赖的无所不谈的知己。友谊经不起考验,算什么友谊?

刘昶与印华作协文友们融洽相处。

与他通电话,是我生活的乐趣,与他相处是我的愉悦。我们谈心里的活,谈家庭和国家、文化和教育、爱情和背叛、生命和死亡、快乐和痛苦、真实和虚伪、文学和艺术、小民和大人物、成功和委曲, 我们开怀大笑或宣泄感慨,我们相骂相责或讲俏皮话讲粗话……朋友和友谊让生活变得充实有意义,生动和美丽。

但是,在二月末三月初的几天,我眼巴巴看着他在死亡的边缘受折磨,最终离我们而去,成为永远的诀别。

2月份最后一个日子,星期一早上,他的太太一面哽咽告诉我他前一天下午被送进医院。我就预感这次他难逃劫运,心里很是酸痛,也有怪怨他不听劝告的悔恨。星期二我与刘杰盛去医院看望他,他躺在急救室病床上,用眼神与我们招呼,已经没有精力说话了。我们也不多谈什么,只要他什么都不要想,安心养病。星期三中午就接到他永远离开的噩耗。我失去了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心里空荡荡的,心里沉甸甸的!

他是在死亡边沿工作的新闻记者。其实他可以不早死,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终于死了,他选择了早死。真因为这样,他的死实在令人懊恼,令人惋惜、痛惜,令人悔恨,因为他本来可以多活好多年,延续我们的友情,和我们好好过日子,再过他挚爱的文学生活,再活跃于他乐意投入的文学活动,再多浏览他酷爱的文学世界,再多写他擅长写的散文和小说。可是,他死了!实在令人懊恼,令人惋惜、痛惜,令人悔恨!

十年前他就开始肝硬化,还犯上气喘、糖尿等疾病。这几年来,他致力于新闻工作,任劳任怨,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年当中,他的病情益加严重,他其实已经是必须停止工作,安心养病的病人了,但是他还是负起他的责任,照样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写报道都要做到真实、客观、得体和完美。他的一篇篇报道和特写都是花了十足的心血和精力的作品。所以他一直得到公众与华社各方的赞赏与信任。能者多劳,华社很多单位都要求由他为他们的活动作报道,写特写,无形中大大地提高他的工作量与工作强度,尤其是对他这样病重的人。可是他都没有跟人家诉说他的苦楚,还是照样力撑,照样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大家都十分感谢他为华社、为各校校友们所作的贡献,由衷地尊敬他,在他去世之后,深深地怀念他。

郑建辕好友是印华文学天空闪烁的一颗星。在中学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个积极的少年写作者,在印尼华文受到禁锢的几十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他的作品具富印尼本土色彩,语言流畅生动,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也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重视,是印尼著名的华文文学写作者。从印尼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他是一个积极热诚的印华文学活动者。他是印华作协成立的发起者,是印华作协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后来他也是印华文学社的创办者之一,是印华文学社的副主席。他与印华文学社虽然已经不属于印华作协,但是他与印尼印华作协的领导层以及广大会员还保持友好关系。郑建辕重视与珍惜华社与文学界的团结,为印华文学界的复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印华文学界将永远怀念他、纪念他。

可惜的是,在最后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因为他作为国际日报记者,工作繁忙,又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欠佳,差不多停止了文学创作。他说,不要说是创作,连看报纸他都常常没有时间,更何况看他所爱好的文学作品。这是他觉得十分惋惜, 十分痛惜的事情。这是生计带给他无法摆脱的无奈。正是对他的惋惜之情,我常常催促他再写文学作品,催了他将近十年,他讲了“试试看、试试看”,讲了将近十年都没有交过卷。所幸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交来了3000字的绝笔,题目是《火车高速飞轮底下制小刀——童年回忆》。他为他的这篇散文感到欣喜万分,我何尝不是这样,我想印尼读者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是郑建辕好友给我们的何其珍贵的永别纪念。

郑建辕,用他的独特的文笔,点缀了印尼华文文学的天空,用他的心力与笔调写下了印尼华人的当代历史。在他坎坷与艰辛的生活道路上,在他致力于印华文化工作与奉献自己的才智的道路上,他很幸运,有几十年陪伴着他,尽心尽力用爱心关怀与呵护着他的爱妻,何兰英。人说女子是月亮,其实不尽然。妻子可以是月亮,也可以是太阳,丈夫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月亮。夫妻可以互为太阳和月亮。何兰英是郑建辕的月亮,也是郑建辕的太阳。郑建辕好友与世长辞,何兰英失去了她的月亮、她的太阳。

郑建辕与世长辞,我失去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亲密的伙伴,我失去了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相投的同道。他留下沉沉的哀念、幽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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