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沧桑史

南海逸人

那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

当时初中毕业后，我的同学们一个个地跑到泗水去升学读高中了。由于经济关系，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留在本埠帮助父母亲看店做生意，一面自己看书自修。

临别前，我一面握着一个同班好友的手、祝贺他升学读书、一面请求他到泗水后，千万别忘记代我到泗水的“原子市场”（PASAR ATOM）的中文书局去买50张稿纸（到现在我还存留一些），然后邮寄给我。等到稿纸寄来了，我就开始写作：先在一张不用的包香烟的纸张打草稿（至今还保存着），然后腾写在新买来的稿纸上，把稿件邮寄到当时泗水的《大公商报》华文报纸去发表。

但是不久该报被封闭了，代替的是《友谊报》，我就只好把稿件投到《友谊报》去发表。等到我的拙作侥幸在报上发表后，不久报社寄给我一张“稿酬通知单”，我凭单到本埠报纸代理处去领取稿酬，多么的方便啊！第一次领到稿酬，领略了用血汗换来的代价，那心中高兴之情境，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呀！我把那稿酬用来买了第一件修理钟表的工具！因为那时年青的我想到“谋求一技之长，能免受饥寒之苦”之金玉良言！而我对于修理钟表特别感兴趣，所以我选择了学习修理钟表这门技术！而更想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的哲理名言。要做一个称职的修理钟表匠，那么拥有一套齐全的修理钟表的工具是必备的先决条件！这是不二价的！

为了得到稿酬来买修理钟表工具，我就拼命地写文章投寄到《友谊报》去发表领稿酬！后来我发现写的文章越长，得到的稿酬就越多。

因此，那时我就“搜索枯肠一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一尽己所能地写了第一篇的中篇爱情小说：《他变了》，于是我得到三万五千盾的稿酬！这个数目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颇为可观的！这一次我买了更多的修理钟表工具了！

在这之前我也先后两次得到了当时椰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所举办的全印度尼西亚华校初中组征文比赛的十大入选奖之一！这些鼓舞给了我对写作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2）

然而“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我写的那中篇爱情小说《他变了》，就好像预兆一样地应验了。不久印度尼西亚政局真的“变了”！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团体机关、学校、报馆、包括《友谊报》被关闭了！东爪哇的中国籍商店也被接管了！我的那篇《他变了》中篇小说也成了我在《友谊报》最后一次发表的作品了！（那大约是1966年中期间的事了）。这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军人独裁排华政权的开始，如此长达32年对华人、华文的禁锢，使得目前50岁以下的华人成为“华文盲”了。

商店被封闭了，那么我就以一个“修理钟表匠”的姿态问世了！真庆幸我有先见之明才不至于被饿死。

我一面替人修理钟表；一面收买旧的、坏了的钟表再加以修理再卖出去赚钱。真是“行行出状元”此语果然不虚也！但我并没有忘记我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及所肩负的神圣的文学使命！

在1970年代我“东山再起”，在椰加达当时为全印度尼西亚的唯一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写了几篇文章，但报馆没有寄来稿酬给我，另在一则小小的广告启示写道：“稿费待领：请下列作者（包括我的笔名在内）于每日办公时间请到本报编辑部领取稿酬”。天呀！一点稿酬那能足够来往椰加达与本埠的交通费用呢？但我不在意，仍继续投稿！

忽然之间我想起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话：“虽然一粒榕树的种子，是小小的样子，但是种在土壤里，让它发芽成长、直到长成一颗参天大树，那它将庇荫了成百人于大树下乘凉，不致于受到猛烈的太阳光照射之苦了！”。

（3）

后来，我父亲的商店重新再开张，我也在父亲店位的一个角落里开起小小的钟表店兼修理钟表行来了。又后来我兼做土产小商人，再后来我买了一间店屋结婚了。现在我不做“钟表行”与“土产商”而改行做电灯器材商人了。虽然我的职业变更数次，然而我对弘扬华夏文化的热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谓三军可夺，匹夫之志不可夺也！

因为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您——写作！您是我的生命！您是我的灵魂！

（4）

1998年“新秩序”军人独裁政权被人民推翻垮台了。代替的是民主改革开放的政府，对华人的政策改变了，华人可以公开讲华语、办华语补习班、英-印-华语国民三语学校，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了！

2000年10月10日泗水的《千岛日报》创刊，我再“重作冯妇”执笔写文章投到该报的文艺副刊《千岛之花》里发表，至今不觉拙作已发表了两百多篇了！虽然有些报没发稿酬给我，但我并不计较这些事！我只是抱着为弘扬被禁锢32年的优秀华夏文化而默默地、不为名、不为利。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地继续笔耕下去！在2002年9月份我也得到印华作协与《国际日报》所联合举办的“金鹰杯”游记征文比赛的入围奖。

这使我对写作的信心与兴趣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我的写作沧桑史了！



（2007年7月25日夜稿于南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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