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的由来

莎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社会发生急剧重大变革。随着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产生，文学也发生了“转折”，这“转折”就是要建立新的文学形态来规范文学的发展。文艺路线与社会政治效用问题是核心问题，确定推行文学“一体化”，被责成必须服务于革命事业，换句话说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对文学活动和主张的“裁决”，主要靠文艺批评来进行。文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批评体现的意图，就是要推毁“个体”写作者自我认识、体验，自由选择的权利，决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色彩。诗歌也一样要服务于政治，必须与“现实生活、人民群众”相结合，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和宣传的工具。全国文艺走向“一体化”，不能有别种思想倾向。多种文艺风格，多种艺术品味。广义地说，50至70年代的大多数诗歌，都是政治诗，题材上或视觉上都政治化，被称为“政治抒情诗”。

1966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内所有的文艺刊物图书都停止出版。老一辈的作家和作品都被罗织了各种罪名受到批判。“文革”初期，革命热情高涨的“红卫兵”（都是在学的中大学生），在江青一伙“文攻武卫”的煽动下，积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另一方面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创办油印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油印报刊的创办正是对他们最初的文学训练。1968年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离开了城市，来到边疆和农村插队，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于运动的“红卫兵”。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使知识青年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在困惑、惊慌、抗争的心里情绪支备下，他们开始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感情，在这些文字中间，数量最多的是诗歌。他们写出来东西不可能得到认可，不可能发表，发表了也会带来风险，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手抄方式在“知青”里面流传。这些诗打破了“一体化政治抒情诗”的僵化，表达了“异端”的感情，开始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得探索。敢于写出个人、写出人性，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格，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震动。那时写得最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食指（郭路生），后来被誉为“朦胧诗之父”。“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者，慢慢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群体性，主要的作者有北岛、江河、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芒克、多多、林莽、根子等。这一诗群正好填补了“文革”时期诗歌的空白。文革后，这些“地下诗歌”开始走向公开化。这种新的诗风，吸引了许多年轻作者参加，80年代成为一股难于遏制的文学变革潮流，即使如此，他们仍难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发表作品的机会不多。于是北岛、芒克便在北京创办了《今天》诗刊，主要撰稿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顾城、严力、林莽、徐敬亚、杨炼、方今等。这些青年诗作者的影响不断扩大，对这些“古怪”诗的争论越来越尖锐。1980年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展开这一诗潮的另一角度的争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朦胧诗”的共名。这就是后来人称“朦胧诗”的由来。

在“朦胧诗”的争论中，支持者认为，青年诗歌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陈旧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风格，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的艺术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反对者则指出“朦胧诗”思想艺术倾向的不健康，指出其“反现实主义”的性质，认为他们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属于诗歌逆流。

其实早期的“朦胧诗”，并不朦胧，相当个人化、口语化、直白话，只是在扩大了影响后，被许多爱好者模仿，在大量“复制”中，破坏了对真诚生命的追求，而蜕化成为形式的、技巧性的制作，变成了一味追求意象新奇、语言标新立异、省略太多、跳跃太大、章法不合常规、晦涩难懂得现代诗。

朦胧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朦胧诗的浪涛已成为历史，睡在中国新诗的插页里，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表现在：

（一）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宣布了文学千篇一律时代的终结，并以各自的努力，使当代诗歌重又获取了多重声部。

（二）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启迪读者，诗是高度心智劳作的结晶，反映民族与个人备受创伤的心录，唤醒沉睡中的真善美。

下期我们将介绍几位“朦胧诗”作者的早期作品，读者可以评价，是不是朦胧。
后来，北岛、舒婷、顾城相继出国后，写出来的东西就好像现代诗一样晦涩、难懂。


本文参考资料：
（一）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着/北京大学出版）
（二）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着/山西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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